——肺移植少女吴玥重生记

一个城市女孩的身体，一个放牛娃的肺，因为生命的重量连在一起，并将彼此依靠、共享人生。

活着，像呼吸一样“奢侈”

“你觉得人生中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？”

“大口大口地呼吸。”吴玥说。

2013年9月，吴玥在病房醒来，感觉自己睡了很长时间。世界在她有些近视的眼睛里显得模模糊糊，但她知道，自己活过来了。

一秒钟、一分钟、一个小时、一天……从窒息的世界里挣扎着爬出来的吴玥，需要慢慢调整，逐步脱离外部供氧，开始适应自己的新肺、适应新的自主呼吸。而直到两天之后，她才开始习惯这一切：“噢！原来新肺已经在我身体里开始工作了。”

2013年5月，26岁的南京姑娘吴玥在一场咳嗽后，被医生确诊为淋巴管平滑肌瘤病。这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罕见病，患病几率约为四十万分之一，发生在肺部的仅占其中十分之一。吴玥的病灶就在肺部，病发时已是晚期。

“好好的生活突然就变了个模样，医生给我父母的预估，我可能顶多就活五年，而且离不开持续吸氧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的人生基本就废了。”吴玥说，当时，肺移植是她能够活下去的唯一一条路。

但问题是，吴玥未必能够等到可供移植的肺。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资料显示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在2010年3月正式启动后，当年每百万人口实际器官捐献率只有0.03。2016年，中国全年实现捐献4080例，共捐献11296个器官，而全国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为30万人。

肺脏的特殊情况进一步增加了供给难度。它属于空腔脏器，能够承受冷缺血的极限时间不超过12小时。因此，开展肺移植很大程度上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。2013年，中国尚未开辟器官移植转运的绿色通道，器官转运耗时不定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

然而这一线生机，在2013年8月意外来临了。“突然有一天接到医院电话，说是有合适捐献供体了，问我愿意不愿意接受，时间非常紧急，要赶快做决定，第二天就要到无锡进行手术。”4年后，吴玥仍清晰记得当时电话里传出的每一个字。

与吴玥高度匹配的新肺脏，来自千里之外的广西桂林，一个意外摔下山脑死亡的放牛男孩。

2013年8月31日，在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，经过陈静瑜院长和他的肺移植团队9个小时的手术，吴玥重新自由呼吸，开启了生命的新旅程。

“好像一个新的生命进入到你的身体。”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，感受着充足的氧气经由新肺进入血液的律动，吴玥这样形容自己的幸福感觉。

奔跑，带着“放牛小弟”的生命

术后获得新生的吴玥，称比自己小几岁的广西男孩“放牛小弟”。

2014年8月，术后一周年，她给自己、也给“放牛小弟”写了一封信，并约定以后每年都用这种方式向“放牛小弟”诉说自己的感谢、思考和际遇。

“我以前爬两三级台阶都要歇息半天，现在一口气能爬上三楼，生命真的是不一样了。”拥有了一对强壮有力的新肺，吴玥非常兴奋。以前爱哭的她，也因为害怕软弱和悲观的情绪危害身体里的另一个他，开始变得坚强起来。

“这么好的肺，如果因为哭泣或不够坚强而遭受一丁点损伤，我都会觉得对不起他。”

术后康复中，吴玥克服了各种难以言表的疼痛：拔管、拆手术刀口、定期做气管镜、初期呼吸训练……“真的有一种会呼吸的痛，但在死亡面前，在生命面前，所有疼痛，所有觉得疲惫的事情，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情。”吴玥说。

2016年，服用抗排异药物的副作用在吴玥体内累积到了第三年，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贴近某个无常而残酷的真相。

事实上，每个肺移植患者都有潜在的排异反应风险，几乎所有患者都会或早或晚出现慢性排异反应。吴玥已知的器官移植病友，最长的能活15年，最短的甚至没能出得了手术室。

这一年，随着几位年轻的亲密病友离世，吴玥开始恐惧，她在医院里度过了几乎整整一年，频率最高的一个月去了急诊18天。

最危险的一次在10月，她突然陷入长达14天的昏迷，距离被医生认定脑死亡仅仅一线之隔。

幸运的是，吴玥在第14天醒了过来。“这次醒过来之后，我感觉生命真的太无常了，必须抓紧一切机会去做一些我能做的事情。”

2017年，恢复较好的吴玥选择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六届器官移植运动会，她报的项目是400米跑。对于肺移植患者而言，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跑步是肺功能达到正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，她想通过行动证明自己，也鼓励他人，“让给我捐肺的‘放牛小弟’，以及更多捐献者家庭能够看到，他们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依然很好地活着。”

2017年6月11日星期二，气温最高34℃，阳光炽烈，空气燥热干爽，适宜跑步。吴玥和“放牛小弟”一起在北京大学跑完了肺移植4年来的第一个400米。谁也说不清，这段新生是否还将遭遇劫难，但吴玥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幸运。

“和我有类似经历，比我还要再悲惨的人有更多。像我这样得到生命的馈赠、得到生命转机的人很少。我不仅为了‘放牛小弟’，也为了这些人们奔跑。”吴玥说。